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吟指天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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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“利”与“义”——战国士人的仕宦观  

2014-08-28 20:23:5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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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、孟子、苏秦虽在仕宦上各有自己的持守,但热衷于仕宦一途则相同。难道都热衷于当官吗?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描述的虽是天下人来来往往争相追逐货殖之利的热闹场面,但用来概括战国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财富的追慕,亦妥妥帖帖。
        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时代近三百年的酝酿,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,这是一个改革与开放的时代,这个时代在制度、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展露出了新气象。由于战国群雄并立,彼此争战不已,因此,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,为了富国强兵,而纷纷在制度上进行变法改革,有雄心的君主们都有一个强国梦:魏国任用李悝进行变法,楚国任用吴起进行变法,韩国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,齐国用邹忌进行改革,秦国则任用商鞅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。
        各国的变法与改革,首先催生了官僚制度,其最大特点表现在官员的选任上。在这之前的春秋时代为贵族政治,各级官职都由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这些等级分明的贵族担任,并赐封他们土地及其人民,遂成“世官世禄”,世袭的贵族们担任各级官职并享有所封采邑的收入,势位与财富一体,普通平民虽有才能也无由染指——血缘才是硬道理;但战国时,君主不再以血缘而是以才能来选任官员,商鞅变法规定,过去的贵族若无能力建立功勋将不再被承认是贵族,爵位与封赏只赐予那些能在战场上砍下敌人脑袋的人。更重要的是,被选任的官员不再像春秋时代那样被赐予土地与人民,而是施行俸禄制——给他们发工资,例如在秦国,工资最少的,“岁俸不满百石”,即年薪还不到一百石,多的则可达五六百石。《荀子·议兵篇》中称这种方法为“佣徒鬻卖之道”,也就是说君主和臣下之间变成了一种雇佣买卖关系,正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篇》中所说的“主卖官爵,臣卖智力”。这一制度的先进性在于,从此作为雇主的国君可以随时让那些政绩不佳、考核不及格的官吏走人,对那些卖力的臣子,则赏以闪亮的黄金作为奖励。这样君主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臣下,更灵活地选贤任能,把官僚的任用和罢免权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。
        其次,制度上的变革,尤其是其中有关生产和经济的制度变革,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,李悝提出了“尽地力之教”的措施,商鞅制定了大力提倡农业耕织的政策,再加上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,因此,更多的粮食被生产出来。“上田夫食九人,下田夫食五人”(《吕氏春秋·上农》),这使得当时的粮食和社会财富,已可以用来养活更多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的“闲人”。随着物资的丰富与财富的积累,商业活动在战国时期也兴盛起来,一些地区的人“治产业,力工商,逐什二以为务”(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)。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人富可敌国,势力可与王侯抗礼。经济与商业的发展,亦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思想的繁荣,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思想与知识的生产,他们成为被称为“士”的这一阶层的主体。
        战国新的士阶层的产生,与春秋贵族等级社会的解体、战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彼此流动,都直接相关。“士”原本隶属于统治阶层,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,但在春秋末期,贵族政治衰落,“士”阶层出现了上下流动的现象。一方面没落的贵族及其后裔失去了官爵和封邑,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生存,沦落为士;另一方面由于学术、教育在民间起,思想与知识不再为贵族所垄断,使得普通的平民也能借此获取富贵,上升为士阶层。这一阶层,广义上虽也包含侠士、术士之类,但主体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,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“诸子”。
        战国变革的滚滚潮流,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比以前更多、更宽阔的追求富贵的途径。官员选拔任免制度的变革,为普通人提供了通过仕宦而获取富贵的机会。面对君主俸禄的召唤,面对权势与财富的诱惑,身负思想与知识的士人阶层,对仕宦之“利”的态度却人各不同。商鞅离开魏国求仕于秦国,为了得到秦孝公的任用,一方面结交阉人景监,另一方面向孝公倾其所怀之货——帝道、王道和霸道,多次察言观色后投孝公所好,遂将霸道高价贩卖出去。然而细读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,可知商君本意原不以霸道为尚,但在利禄之前竟尽弃己说。此后,商鞅带兵与魏国交战,竟然利用他过去与魏国统帅公子卬的朋友之信,欺杀魏军,背信弃义。在商鞅看来,只要有“利”,就可以不择手段去攫取。商鞅也确实达到了目的,不仅封邑十五,而且在秦国为官,秦人畏之甚于畏君,势位富贵可谓极矣!作为法家的另一人物韩非,对商鞅之道也十分认同,还进一步发展了“好利”理论,他认为好利是人的天性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只剩下了利益关系:“故舆人成舆,则欲人之富贵;匠人成棺,则欲人之夭死也。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,人不贵则舆不售,人不死则棺不买。”(《韩非子·备内》)韩非认为不仅一般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,即便是父子、夫妻、君臣之间也是如此,彼此之间都是功利算计的利益关系:“臣尽死力以与君市,君垂爵禄以与臣市。”(《韩非子·难一》)
        然而,孟子见梁惠王,王曰:“叟!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意思是老先生,您不远千里而来,能给我国带来利吗?孟子却回答说:“王!何必曰利?”孟子认为,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君、大夫、士庶人都一心逐利,那这个国家离危亡也就不远了。但孟子也不是空手而来,他是带着仁义而来的,不过他不投君主所好,不屈身委己,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仁政学说,若有君主用之则留,不用则走,一身浩然之气。这让我们看到了和法家不一样的仕宦理念。这在儒家其实自有渊源,子曾经曰过: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在孔子看来,追求富贵本身并没有错,但手段和途径必须正当。
        上述不同的态度,倒也并不完全是学派不同所致,即便儒家之中,也有“君子儒”,有“小人儒”,子曰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战国的士人作为一个阶层,在整体上已开始凸显出一些自己独特的精神与文化尊严,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记载齐宣王召见士人颜斶,曰:“斶前!”斶亦曰:“王前!”王忿然作色曰:“王者贵乎?士贵乎?”斶对曰:“士贵耳,王者不贵。”富贵的诱惑并非对所有士人有效,优厚的俸禄也不能买到一切,士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,已有超出金钱之外者。正如郭隗先生对燕昭王所说,君主如何对待士,决定着士如何回报君主,故“帝者与师处,王者与友处,霸者与臣处,亡国与役处”(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),如果“君垂爵禄以与臣市”,用钱买来的,只能是奴仆。
        俸禄制下的雇佣固然为君主随意任免官员提供了便利,但雇员也有了随时跳槽的可能,更高的势位,更多的俸禄,都可以使臣轻背其主,形成了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周末风俗》中所说战国“士无定主”的情形。战国各国的开放,对人才的公开招募,权贵的养士之风,都加剧了这一现象。这在士阶层中的另一群体“纵横家”中表现尤为突出,这些纵横游说之士,凭借自己的阴谋诡计和不烂之舌,求售于君主,游宦于各国,朝为秦,暮则为楚矣,利之所在,则身之所在。这些人在位时,看重自己的一己之利,远甚于国家之利,例如赵国的李兑,秦惠王时期的张仪,秦武王时期的甘茂,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、范雎,往往利用国家的力量为个人攫取私利,扩大自己的私人领地,所以“穰侯(魏冉)越韩、魏而东攻齐五年,而秦不益一尺之地,乃成其陶邑之封;应侯(范雎)攻韩八年,成其汝南之封”(《韩非子·定法》)。正因如此,这一群体的士人,在当时就有着恶劣的名声,在后世也常常为人所轻。当时的孟子,就把公孙衍、张仪这些纵横家之辈对君主、权势的迎合与顺服,斥为妾妇之道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载景春问孟子:“公孙衍、张仪,岂不诚大丈夫哉!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。”而孟子回答说:
        是焉得为大丈夫乎!子未学礼乎?丈夫之冠也,父命之;女子之嫁也,母命之。往送之门,戒之曰:“往之女家,必敬必戒,无违夫子。”以顺为正者,妾妇之道也。
        孟子认为,为了富贵而毫无原则地顺服与低头迎合,并不是真正的大男人(大丈夫),孟子说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:
        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;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;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:此之谓大丈夫!
        不过,纵横家中也有一人出污泥而不染,他就是苏秦。其人本洛阳一平民,但既不种地也不做生意,而是勤奋读书学习游说之术。尚未成功之时,遭到了兄弟妻嫂的鄙视,他从秦国游说失败回来,“归至家,妻不下纫,嫂不为炊,父母不与言”;而一旦成功获取富贵之后,路过洛阳,“父母闻之,清宫除道,张乐设饮,郊迎三十里。妻侧目而视,倾耳而听;嫂蛇行匍伏,四拜自跪而谢。苏秦曰:‘嫂,何前倨而后卑也?’嫂曰:‘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。’”为此苏秦由衷感慨道:“嗟乎!贫穷则父母不子,富贵则亲戚畏惧。人生世上,势位富贵,盍可忽乎哉!”获取了富贵的苏秦,史载一度挂六国相印,“天下之大,万民之众,王侯之威,谋臣之权,皆欲决苏秦之策”(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)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,纠正了过去文献记载苏秦事迹的不少错误,揭示出苏秦和其他纵横家的不同,他一生却只有一个雇主,那就是燕昭王。无论苏秦仕于何国,位居何位,其真实目的都是在为燕昭王的兴燕复仇事业做贡献,且最终为之献身——在齐国以间谍罪被车裂而死。使得司马迁在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中也为苏秦唏嘘不已:“苏秦不信于天下,而为燕尾生!”对苏秦来说,君臣之义已高于一己私利。
        商鞅、孟子、苏秦虽在仕宦上各有自己的持守,但热衷于仕宦一途则完全相同。难道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当官吗?当然并非如此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记载了庄子的故事:
        楚威王闻庄周贤,使使厚币迎之,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:“千金,重利;卿相,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?养食之数岁,衣以文绣,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,虽欲为孤豚,岂可得乎?子亟去,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,无为有国者所羁,终身不仕,以快吾志焉。”
        道家虽也讲君人南面之术,但作为个体生命的庄子,面对千金与卿相,却选择终身不仕以快其志,宁愿居处于泥水之中。对于庄子的人生来说,千金与卿相是一种羁缚,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。在庄子看来,个人的精神自由与愉悦,比富贵要重要得多。
        在战国逐利大潮的熙熙攘攘中,作为同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,其实做人的差距往往不小。商君的富贵,得来既多且快,但也让他加速走上了死亡之路,转瞬身死而为天下笑;而孟子的迂阔,却恰使其成为一个大丈夫,为万世所敬;苏秦的显达之下,隐藏的是一颗忠诚不渝的心,千年之后天地亦愿为之昭显其诚;庄子的隐逸与逍遥,总是一代一代在不经意间触动红尘俗世中人心那最常被疏忽的一角。诸子的时代已然远去,历史上的千金与卿相也已成为云烟,但一代过去,一代又来,已有的事,后必再来,已行的事,后必再行,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。任何时代,人有的富贵,都终将逝去,但是那些使人自由和愉悦的精神与思想,却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闪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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